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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关怀备至网编辑：盘锦市时间：2025-04-05 12:58:56

相比之下，复议法并无这样的审理依据规定。

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这里提出行政复议方法创新若干建策，以提升行政复议的规范性、效率性和公正性。[11] 行政苦情是日本行政法学概念，特指行政相对人受到违法侵权的行政行为轻微伤害，在不便、无须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可提出申请由行政商谈员介入进行简便易行的行政苦情调查处理，效果明显，社会接受度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借鉴。[6] 这是因为，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与被申请人的被诉行政决定实际上是做出了相同的事实判断、依据相同的法律规范、做出了相同的依法裁断，二者完全竞合了，既然后者要当被告，当然前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责不上身，也得当被告。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2]笔者的基本意见是：此项制度的创设是研究者和立法者在经过调研后思考、权衡利弊所作出的制度选择。

其基本和常见的形态是法律原则，大量存在和表现于一部法律文本的第一章总则中。经过多年试点探索逐渐形成如下一种深化改革思路（笔者也持这种意见）：可通过修法正式确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其审理议决机制须要科学设计、完整建构和立法保障。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1931年，斯大林在解释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普遍的平等与平均主义的关系时谈到：社会主义从来不意味着人人都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21]由此，按劳分配取代了各取所值/按劳取酬，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标准中译，并沿用至今。[4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44]，第10页。[67]这些观点富有启发性，在当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按劳分配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102] 表2 2003年至2012年间部分重要文献中按劳分配相关论述表总结全文，从1875年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概念，到1919年至1922年初被中译为各取所值，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有意无意忽略按劳分配，到中共八大党章出现按劳取酬，从1958年在概念上确立按劳分配，到毛泽东由总体肯定按劳分配变为加以贬抑，从1978年前后展开按劳分配大讨论，到按劳分配及其主体地位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对边缘化，按劳分配的概念在传入中国的百余年间历经数度浮沉。[38]第15条：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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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公民之基本权利及义务中的第118条(该章首条)第1款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即有权取得有保障之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质量发给之报酬。比如在修宪前夕，毛泽东批评道：中国虽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还实行……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故对于按劳分配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2]参见李致宁编：《邓中夏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64页。尽管如此，本世纪初以来，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出现了复苏的趋向。

随后，毛泽东也谈到，福利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工资待遇大体也要一视同仁, 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并且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65]参见编辑部编：《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1977年三次讨论会发言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0页。[91]参见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0-321页。

中共十四大闭幕后不久，乔石在纪念八二宪法颁布10周年大会上表示：(现在一方面)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里，已经不具备产生剥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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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七五宪法标志着按劳分配入宪。尤需提到的是，七五宪法原第9条第2款在七八宪法中独立构成了第9条，而前者第1款(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被移至第10条，并增加一款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对此，)必要时可作宪法解释。[65]第三，按劳分配不会引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尽管如此，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提出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逐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1页。[95]该时期学界对于修改宪法中分配规定的共识，可见许崇德、胡锦光、王丛虎：1998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第27页。

故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76]其次，原第22条变为第24条，并且分作两款。

参见张晋藩：《中国宪法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50]二是强调不能只讲按劳分配，而应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告别了曾经误以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之后，如今的中国已不再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单一的按劳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都未被抛开，而仍然构成我国现行宪法的重要内容。[99]参见周为民、陆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7页。

[5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44]，第130页。[8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有论者称：因为按劳分配的收入不会成为资本，加上劳动者之间的天赋差别本来并不太大，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普及，劳动者在智力和体力上将要逐步得到全面的发展，劳动的差别不是越来越大，而会逐步地相对缩小。然而，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要求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作为宪法规范的按劳分配原则。

该条第2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尽管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表面上类似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多工资也多、劳动少工资也少，但它们本质上相异，因为一个没有剥削，一个有剥削。

[94]1993年底，有论者称：宪法规定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可解释为，在公有制中实行按劳分配，其他所有制形式中可以不实行按劳分配，允许其他分配形式。[19]于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成为建国初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最权威的表述。

[25]第一类是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的报告。[30] 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基础，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紧随其后，但也有自身特色。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关于宪法草案和报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17日、18日，均为第2版。第一，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根本对立。与此同时，作为宪法规范，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历经了多次起落：从未能纳入《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到1975年实现入宪，从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继续加以规定，到1988年首次修宪时即已纳入考虑的范围，从1993年修宪时被认为可以进行宪法解释，到1999年修宪时被修改。而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

如此一来，非按劳分配方式就与按劳分配相提并论，在分配取向上则主张效率优先于公平。这样一来，七八宪法在短短两年内再次发生变动，并且相隔仅半年。

[89]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5页。[88]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涉及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及七个条款(包括第42条第3款)，与劳动与分配有关的四条规定中的另外三条(第6条、第14条、第24条)并未纳入建议修宪的范围。

[85]同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表明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不再要求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第三类是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并特别标注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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